叶燮（1627～1703）清代诗论家。字星期，号己畦。嘉兴（今属浙江）人。因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，世称横山先生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进士，选为宝应知县。不久因鲠直不附上官意，被借故落职，后纵游海内名胜，寓佛寺中诵经撰述。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《原诗》，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《江南星野辨》和诗文集《己畦集》。《原诗》原附刊《己畦集》中，分内外两篇，每篇分上下两卷，共4卷。后收入《昭代丛书》和《清诗话》中，合为1卷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（与《一瓢诗话》、《说诗语》合刊），以《清诗话》本为底本，校以《己畦集》本，仍分4卷内篇上下分卷，据文意略有调整。内篇为诗歌原理，其中上卷论源流正变，即诗的发展下卷论法度能事，即诗的创作。外篇为诗歌批评，主要论工拙美恶。《己畦集》中尚有《与友人论文书》等文学论文，宗旨与《原诗》略同，内容亦不出以上三个方面。关于诗的源流正变，叶燮认为：源流、本末、正变、盛衰，互为循环，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。但变之中有不变者在：本于六经之道，合乎温柔敦厚之旨，雅而不可涉于俗，这些是不能变的。所以体现这些原则的最高典范《诗经》与杜甫诗也是长盛于千古，不能衰、不可衰的。因此，叶燮既主张文学的进化，说物之踵事增华，以渐而进，以至于极，乾坤一日不息，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又反对文学的质变，斥骂叛于道、戾于经者为反古之愚贱。出于这种观点，他要求作诗者这样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:先学习古人，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久之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，而卓然自命。关于诗的法度能事，叶燮提出:能以在我之才、胆、识、力反映在物之理、事、情，则自然之法立，诗之能事毕矣。因而对于格律、声调、起伏、照应之类，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，以死法为定位，以活法为虚名，要求神明变化，使合乎反映理、事、情的需要。理、事、情三者，叶燮强调理，认为理者与道为体，事与情总贯乎其中，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。才、胆、识、力四者，叶燮强调识，认为识为体，而才为用，识明则胆张，无识而有才、胆、力便会背理叛道，成为风雅之罪人。他还声称:理、事、情虽为在物之三，但备物者莫大于天地，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，理、事、情之权舆也，故反映理、事、情均需适于道。这套以才、胆、识、力反映理、事、情的理论，是叶燮在文学理论上的主要创造，他曾数次以此为《原诗》和自己文学理论的宗旨。关于诗的工拙美恶，叶燮提出：当争是非，不当争工拙，未有是而不工者，未有非而不拙者，是非明则工拙定。但他之所谓是，又以适于道为最高标准。由此出发，他重质轻文，说体格、声调等等仅是诗的文，必有诗之才调、诗之胸怀、诗之见解以为其质，故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，而以识充其才，则质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轻人工，认为自然之理不论工拙，随在而有，不斧不凿，起、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对片面追求陈熟或者生新，认为二者均属无本，指出陈熟、生新以及大小、香臭、深浅、明暗等等对待之两端，均各有美有恶，非美恶有所偏于一，若能抒写胸襟，发挥景物，境皆独得，意自天成，能令人永言三叹，寻味不穷，忘其为熟，转益见新，无适不可也。叶燮的诗论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，他实际上试图把文学创作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，并试图解决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。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学原则融入诗的特殊规律中去，所以有的观点不够贴切，如以在我的才、胆、识、力反映在物的理、事、情之论。同时他又坚持正统儒家立场，所以仍以合于六经之道为文学的最高原则，且最终倒向了以理摄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否定破旧立新的折衷主义。他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清代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叶燮的诗论原为纠正明代前、后七子和公安派这两种对立倾向而发。因此在破除正统封建观念、促进文学质的革新方面虽嫌不足，但在总结历史经验、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却颇多可取见解，尤以对前、后七子拘泥体格、声调的批判最为精彩。他的《原诗》也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。叶燮的诗论对沈德潜、薛雪有一定影响，但沈、薛均未能进一步发挥叶燮的进步观点，沈德潜则反而发展了叶燮的落后观点，实际上已另立宗旨，别为一派。
